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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从梦想的地方出发
——上海市徐汇区业余大学校友风采录之张学兵先生

来源:    阅读:    作者:校务办公室    责任编辑:xhyd_xb
人物介绍
 

张学兵,1955年3月生,1979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11月参加工作。1984年上海市徐汇区业余大学中文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学位;副研究员。曾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现任上海机场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分享工作经历及人生收获:

教学相长共同进步
在上海乒乓球拍厂组织的青年学习活动中,我时常会将课堂中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厂里没有经过学堂的人,青年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觉得很新鲜,而作为一个传授者来说,专业知识经过系统化的整理,就会记得更牢。我在备课时发现不懂的地方,会去补习知识、提升自我。既为学员,又当教师,是为一条教学相长、收获知识、共同进步的途径。
创立“信访代理制”
90年代,正是社区建设的时候,抓好居委会的工作是当时的一项重点工作。那时我在卢湾区当区委书记,当时上访工作都是由群众自发进行的,考虑是否能将这项工作更有秩序的开展,我便与居委会书记干部交流,建议由居委会代理进行上访,后创立“信访代理制”。凡居委会代理上访,我们一定善待他们,并且努力提高代理上访成功率,使信访工作的开展更有组织性,更制度化,充分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建立“三会”制度
协调会、听证会、评议会是当时卢湾区在社区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一套做法,是居委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以及进行民主监督的有效工作方法。这套“三会”制度在96年由我所创立。用“三会”制度推进基层民主建设,体现了居民自治。“我们要让老百姓知道政府想做什么,也要让政府知道老百姓希望做什么”。之后我把成功案例编制成册——《居委会干部工作100例》,分发到各居委会处,以例说事,以例说理,案例是最好的教学,通过学习案例,实现有效管理。
筑好世博安保屏障
世博会期间,在全面负责城市安保工作的184天里,我深感上海作为特大型城市在安全运行方面任重道远,安保措施要宽严适度,这个度到底如何把握?严,严到什么程度,社会群众大家都能接受;宽,宽到什么程度,不影响安全这条底线。智慧安保、人文安保、科技安保是世博安保成功的关键因素,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尽力尽心维护好上海一方平安。
 
作品选录
徐汇业大的点滴追忆
来源:新民晚报  

今年是徐汇区业余大学建校六十周年。将近四十年前,在徐汇区业余大学华山校区和大木桥路校区的门楣及校牌下,曾经集聚着我们这一批追求知识,怀揣人文情怀,不甘在文化浩劫下沉沦的年轻人。夜幕降临时我们或坐公交,或骑老坦克自行车往业大赶,到课程结束走出校门已是九点以后,抬头望去,正有街市路俱黑,夜校火独明的感慨。当年的校舍虽然简陋,但是课程序列并不因陋就简,学校给我们开的科目有系统性,老师的讲课也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尽管从徐汇业大毕业后,我又在华师大、华理工、同济大学求过学,可是徐汇业大终究是我进入高等教育的第一站。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间,但至今依稀还能记得现代文学老师给我们开讲现代文学史,从鲁郭茅、巴老曹的作品开始再延伸到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沉沦》,戴望舒的《雨巷》,直至萧红、萧军等。尤其是讲到才女萧红的身世时,老师朗读了萧红临终之际在香港留下的哀婉之词“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的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忆及至此,老师那击节而叹的语调还缭绕耳旁。至于那“半部红楼”指的是萧红想续写自己的得意之作《呼兰河传》第二部,还是要写她心里向往的赤都延安,那个“别人”又是指谁?讲课老师只是诡谲一笑,让我们去研究文学史寻找答案。这种循循善诱,欲说还休的教学,既活跃了课堂的气氛,又引导我们去课外阅读,遗憾的是那时的文学园地还是那样地荒芜一片。
《形式逻辑》是专门研究人的思维形式和规律的学科,在当年于我们还是一门全新而陌生的课程。概念、判断、推理,概念的周延、不周延,全称肯定判断及否定判断、特称肯定判断及否定判断,以及三段论推理中的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充要条件等等,尽管老师讲得不厌其烦,可一开始还是把我们绕晕了。在反复的解说和操练的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思维严密训练的启蒙。等到课程完毕,我不仅对这门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在单位里的青年学习活动中现炒现卖,经过学进去吐出来的这个过程,进一步加深了对这门学科的理解。接触这门学科之际恰逢一个好辩的时代,大会小会你辩我答,少不了类似于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这时候就不乏练嘴皮子的机会。初识文理的半瓶子醋又遇上了年少气盛,语锋凌厉之余,自以为体会到了所谓逻辑的力量。到今日想当年,无不留恋往昔一往无前的好辩,而又更享受今日“欲辩已忘言”的通达。
中文专业里语法是基础,我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在家里批改学生作业时我就凑上去看,这时她就出题让我改语法病句,耳濡目染下我自小就对语法有兴趣。记得学校卢老师给我们上的现代汉语语法课,老先生当年一进教室就一本正经地说,你们现在已经是大学生了,言语中启发我们作为大学生的人生自觉。他从许慎的说文解字讲起,讲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大造字法,让我们了解汉字的前世今生。给我们讲了现代汉语语法的主谓宾划分,特别讲了“搭阁楼”的方法,以此一段一段地细分语法结构,讲到动宾结构时又回复到词性特点,动词有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之分,还有他动词、自动词等,可谓是尽述其详,我感觉到自己是受到了较为严格和系统的训练,以至于经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去修改别人文章中的病句。然而,事到如今我已没了当年的底气,因为现在一些高层次的文章里也频现当年我们改过的病句,而且这些病句一经在公众语境里流行,就往往变成约定俗成的正规语句了,谁去死抠语法就难免显得迂腐了。“词性活用”被泛化,现代汉语语法又过于迁就约定俗成,以至于有人以为语法不必太较真,甚至有人提议可以取消汉语语法课了。如果再说到风行于网络的流行语被过分追捧,更使我们这些当年自以为下功夫学过语法的人有些许失落之感。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蓬勃发展,全日制大学生已成为劳动大军的主体力量,但业余大学在那特殊时代的光辉历史是不会被人遗忘且难以复制的。在我们毕业的时候,有一位长者曾对我说,你们是特殊时代挣扎出来的一批人。是的,我们这些人很多是小学未毕业就遇上了“文革”,正值就学的年龄丧失了正轨就读的机会,然而我们没放弃对知识的追求。我们有挣扎出来的自豪之情,而无自夸自傲之心,在困境中有夹缝求生之智,而无投机取巧之诈,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努力做好自己,不失做人的本分。
抚今追昔,我感恩业大老师当年给我们知识的阳光雨露,感恩同学之间惺惺相惜的友爱之情……

 

徐汇业大的点滴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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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兵的“上海经”用温暖的文字和细腻的笔触再现过往年代的点点滴滴,让我们感觉时光并没有走出多远。那是上海民众的集体记忆,更是无法复制的美好,也是不能忘怀的过往。

 
上海人的拎得清
拎得清,是老上海人熟悉的词语,与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说的“靠谱”相比,拎得清所表达出来的内容更丰富,语感更传神。拎得清,在上海人的心中不仅是靠得住,而且代表着睿智、通达、简洁、精明、高效、善解人意等人品。拎得清简称为“拎清”,其重心在于“清”,过去老上海人问他人:侬拎清了伐,对方回答“拎清”,而现在习惯普通话的年轻人喜欢用“明白”来表达。其实“明白”和“拎清”之间也只能用约等号,在某些语境下,说话者不能把话说尽,只能“豁只领子”,此时,拎清就是要能听得懂人家半句话。在一些老上海人看来,拎得清是上海人的标识,是识人头之首要。
拎清,首先表现在思路清,观察力强,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不畏迷雾遮望眼。在理顺思路上,上海人用了一个“拎”字很有动感,语义上胜过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抓”字。可以想像一下,拎起一件丝绸衬衫的领子顺手一抖,衬衫立马煞挺的场面,反之将衣服的袖子或下摆一把抓起来结果就七歪八扭。所以拎得清者一定会提纲挈领,以收牵一发而动全身之效。拎清了纲领,就理顺了思路,由此考虑问题就能走简洁路线,以需要解决的问题为起点,以预设的结果为终点,用直奔目标的最合理经济的路线来设计行动计划。
拎得清,必须体现在表达清,所谓要言不烦。表达方式简洁明了,不罗嗦不绕弯子。把复杂事情深入浅出地讲简单了,谓之拎得清;而把简单事情讲复杂了就是拎不清。常常看到某些会议场合,有人发言讲话就习惯性地开无轨电车,用北方话形容就是车轱辘话来回说,听着听着好像要结束了,结果原来说过的话题又卷土重来了,由于让人无法猜度什么是话头什么是话尾,有时真让人产生绝望感,即使墙上的时钟指示已过午饭时间,说者竟然全无知觉,这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拎不清。人际交往中语言交流必不可少,即使一些看似漫无边际的聊天也在传递着互相的情感信息,年轻人聊着聊着不对路了,出现了所谓的“尬聊”,也会幽默一下:你把天聊破了,或者半真半假地嗔白道,你会不会快乐地聊天啊。拎得清者,在聊天时必会清楚地知道对方的感受,会照顾到聊者之间的心理气氛,遵循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的原则,拿捏好说话的分寸。
拎得清,做事体一定要清爽,这种清爽表现在做事干净利落不讨人手脚,不要人搽屁股。有的人做事很快,但是他一个人在前面做,后面得有一批人跟着帮他补漏。如在家里难得下厨,厨房里从上到下弄的一天世界,帮厨的围着他转得七荤八素;在职场里干活风风火火,完工后经不起检查;有的人做事细致,但是常常拖泥带水,干事出不了活,让人看得肚肠根发痒,这些都不免被人嘀咕出“拎不清”三个字。拎得清者做事分得清轻重缓急,而且把好节奏,有条不紊,循序渐进,结果清爽,过程也清爽,给人有良好的预期感,让人放心托底。拎得清者做事深知承诺的分量,事前不说满口话,更不开空头支票,说到必定做到,做的常常比说的还好,有的事只做不说,有的事多做少说,有的事边做边说,有的事做后再说。拎得清者做事知道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做合适的事,不会盲目造次,给人一种得体、自在、应当的感觉,用上海人的老话讲就是做事体有清(轻)头。
拎得清的人在为人处世上会“看三四”,在公众场合读得懂公众的意志和集体认同的行为,会顾及他人的感受,自觉对标,选择自己的谈吐举止。在日本有一种流行说法叫“读懂空气”,这与上海人的“看三四”倒有异曲同工之妙。现在被人诟病的通勤地铁里吃早点,公众场合哇啦哇啦打电话等行为,按传统眼光看来就是不合时宜,属于拎不清范畴。想当年在旧式里弄生活时,逼仄环境下派生出了拎得清的行为准则,那时晾衣服都在弄堂或天井里,那也是夏天时上海人的乘凉地,晾衣服的都会把衣服拧得很干以免水滴落到乘凉人的头上;酷暑下的房间里闷热难耐,后厢房的人家即使露宿在弄堂里也不会忘记把自家的门窗打开,让睡在前厢房里的老邻居享受到穿堂风,这些看似的日常琐事如果要邻居发声音再做,就少了相互默契的愉悦感,一定程度上就显得又有点拎不清了。上海男人即使再惧内也是要面子的,如果场面上有什么不得体的举动,上海拎得清的女人即使再“作”,公共场合也会装糊涂,或者嫣然一笑而过,一切回家再说。
兴许是老上海的海纳百川、五方杂处磨出了拎得清的文化默契,其表现林林总总,可谓一言难尽,有的甚至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不知如今的上海人是否还有一份心思去体会上海人眼中的拎得清,从而做拎得清的上海人呢?
 
那些年,我们迷上了篮球
读中学那些年,我们迷上了打篮球。虽然学校里只有一片非标准的篮球场,可是课余时间场子里总是人满为患,校方无奈之下就在场子的中间再安放了一个篮球架,这样本来就偏小的球场里出现了品字形三个篮球架。露天球场的木质篮球架禁不住风吹雨淋,篮板七翘八裂,而蓝架上有圈无网,即使是百步穿杨,空心投中也听不到球触网时那令人可心的“刷”声。但是即便如此,大家依然玩的不亦乐乎。那时候没有学霸,也没有球霸,一切都是你有我有大家有的非竞争状态,凡是能拿球往篮球架上砸和扔的都挤在这片学校唯一的空地上。在无序的球来球往后,慢慢地形成了共识,以三个篮球架为单位,三人一组,组成若干组。三对三围绕一个篮球架开展比赛,输者下场休息,赢者继续。现在半场三人制篮球赛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时兴起来,且有了统一的规则。怀着窃喜好奇且有点小得意的心理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即使在篮球母国的美利坚,直到1974年才有了三人制篮球赛的规则雏形,可见,在三人篮球赛的玩法上,我们也算出道早的前辈,尽管水平不怎么样。
和我们学校隔着两条横马路就是山东路体育场,当时的体育场並非室内馆,而是多片露天球场,中心场地是水泥地,装有大的小太阳灯。其余几片场地都是沙地。当然篮筐上有球网,那时的球网比现在的长,如果把现今的球网比作短筒袜的话,那么过去的球网就是长筒袜。球从长筒袜里空心投入时那个“刷”声很刺激感官,让投手更有快感。刚改为短筒袜时,怎么看都不顺眼,令人想到给人剪了尾巴的公鸡。问起理由,有人答是为了减少球通过篮网的时间,为比赛多出一些有效时间。可是那能节约多少时间呢?我不以为然。那时,我的课余时间,包括星期天上午基本上都泡在山东路体育场里。有时候体育场关门,我和中学的球友常常是翻墙而入。我有个同班同学兼球友,家里就住在体育场对面,体育场里有篮球比赛,他不用出门更不用买票,他自家的窗台就是最好的看台。正因为他家占着天时地利,我们那心爱的篮球就放在他家里,每次打球时间,我们就到他家的下面,站在山东路上扯起嗓子叫唤,几分钟后就能看见他拍打着篮球从弄堂里出来。但是到了放暑假时,他有时候贪睡,我们在楼下千呼万唤,他就是不下楼,于是只能让他把球交出来。几次三番后又形成了默契,听到叫唤后倘若他不愿起床就直接把球从他居住的三楼的窗户里扔出来,开始几次他在扔球时还会伸头窥探一下,后来干脆把探头的动作也省略了,只要听到叫唤就直接把球从窗子里扔将出来,以至于有一次那球竟然直接打在了骑车路过的人身上,骑车人当场倒地,好在人并无大碍,我们几个忙不迭地将人扶起,不住地给人赔不是。  
 最让人不爽的是手里的球经常漏气,每次为漏气的篮球打气又颇费周折,每次都要到修自行车的摊点上去”蹭“,这难免要看修车师傅的脸色。那时的篮球都是胶皮的,球皮经不住水泥地的打磨,球皮磨破了,还得到修自行车的铺子上找胶皮和胶水补上,胶皮球的气眼老化了又容易漏气,打完气后只能用肥皂将气眼堵死。那时我们打球近乎于痴迷,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苦练三步上篮,为了躲过对手的防守,上篮的姿势动作要因时而变,所以又苦练各种花式上篮。还有遛底线运球,胯下传球,45度角投篮命中率等等都是我们热衷的练习项目。听专业运动员说弹跳、反应、灵敏度、力量、速度等是篮球运动员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当然也成为小伙伴们的自我要求。在一次次的对抗性的比赛中我们学习怎样左躲右闪避开对手的冲撞及一些伤人的小动作,不慎摔倒时怎样顺势翻滚以免受硬伤等要领,但是所谓的“吃罗卜干”的手指受伤却是常有的事,尤其是大冬天,吃一次萝卜干,手指要肿十天半月。最厉害的一次是我的右手食指中关节被顶出45度角,煞是可怕,情急之下,下意识地用左手将变形的手指一按,关节复位了,比赛继续,赛后一瞧手指肿得像一根粗萝卜干,以至于很多年后那受伤的手指不能自然弯曲到底,好似小残疾。寒暑假和星期天里,我总是一大早出去打球,回到家补充能量的是一大海碗的开水泡饭,就着萝卜干、咸菜毛豆什么的稀里哗啦吃完,感觉非常的利爽解渴,那种畅快感现在已然难以复制,令人不由地感叹:年轻真好!
迷上打篮球,当然喜欢看篮球比赛,当时不可能看到国际比赛,全国各地还没有省市一级的球队,在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强大气场下,篮球的标杆球队无不出自企业。上海比较顶级的球队有杨树浦发电厂、彭浦机器厂、上海溶剂厂、上海柴油机厂等男队,女队拔尖的记得有四方锅炉厂等。凡是有这几个球队比赛的,我都买票去看观摩,心仪的男球星记得是杨树浦发电厂的,恕当时年幼,无缘得知尊姓大名,只知道球友中叫它绰号为“凹眼”。女球星是四方锅炉厂的,也无法知其名号,只能随球迷们称呼其绰号“小排骨”。前者是因为长着一幅如欧美人的眼睛,后者是因为长得小巧玲珑之故。时光荏苒,想来这两位当时心仪的球星如果健在应该也是70岁以上高龄老人了。在信息不通达的当年,要全国出名不太容易,想瞬间炒作成网红也没有可能,当然那些年如果一旦能成为红人,必定成色十足,是很少会有水分的。
 
弄堂里的乒乓球
有报道称,现在又开始时兴砂板乒乓球了,只在木板上贴一块砂皮而不贴海绵胶皮,以减少对球的摩擦而产生的旋转,而且有了国际正式比赛,欧洲人有拿了冠军。想来乒乓球发源地的欧洲,由于亚洲乒乓技术的日新月异,总是打不赢亚洲尤其打不过中国人,想着返宗归祖,重回乒乓球的原始状态。
这不由使我想起小时候在弄堂里打乒乓球的时光。不过那时候我们管乒乓球俗称为“台球”即打台子上的球,那台子不是正规的乒乓球桌,而是汰衣裳台、吃饭台、排门板拼起来的台子等。但是不要看不起弄堂里的乒乓球以为它不入大雅之堂,当年的徐寅生、李富荣等也是从弄堂乒乓球里摸爬滚打出来的。
弄堂乒乓球之普及,在于简便易行,凡是能称得上台子的,不管是水泥的还是木质的都行。虽然两者的弹性不一造成意外球多,但是锻炼了野路子乒乓球手对球性的掌控能力。那时我们从汰衣裳台打到吃饭台,甚至于在没有台子的情况下,可以在水泥地上用粉笔划出一张球桌来打。没有对手时还可以一个人在天井里独自对着水泥墙打,一种是不让球落地,练习反应能力,一种是让球落地后在打藉此练习削球或抽球,犹如打壁球一般。
那时候的乒乓板在现在的孩子看来就如柴爿一样,有一块三夹板的光板就可对付了,拿到一块五夹板的弹性好的光板已经算稀奇的,在光板上粘上一片胶皮,我们叫做橡胶板,就算正规武器了,粘有海绵的正胶板就是高档海绵板了,至于粘有海绵反胶皮的那就是顶顶高级的“牛筋板”了。
那时的乒乓球几分钱一个,我们只买得起“公鸡牌”,如果有人路道粗,到厂里开后门买得到不贴商标的次品球那就是给小伙伴们送福利了,尽管次品球长的其貌不扬,无规无矩的,我们照样打得不亦乐乎。有时候乒乓球不小心被踩在脚下踩扁了,家里的大人就拿出一只破碗,放上火热哒哒滚的开水,将踩瘪的球浸泡其中,不一会瘪球又像河豚鱼的肚子般鼓起来了,尽管留有瘪痕但并不影响我们尽兴。可怜本来就出身低微的次品球,还任由我们持光板在水泥板上抽打,很容易破相,情急时我们到家里拿一块贴伤口的橡皮胶,剪出一小条粘在球的裂缝上照打不误。在不规则的台子、拍子、球上打出来的水平就是弄堂水平,正是这样的弄堂高手上了正规比赛场子什么样的球都能适应。这时候画外音响起,“喝了这碗酒,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
在弄堂里打乒乓球,几乎没有练球的概念,不管打的水平如何,一律比赛,所谓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是也。一张台子要打的人多,只能以输赢淘汰。弄堂乒乓球比赛早就采用11分制,是现在国际赛制的先驱。实在人多时还采用6分制,甚至3分决高下。6分制每人轮流发三球,3分制每人轮流发一球,赢者为大王,直到输球下台,新上场的为小王,有优先发球权。一个石库门里的人打熟了,没劲,我们东支弄就邀约西支弄的比赛,为了有点刺激,输者向对方贡献几个“盾牌”乒乓球了事。
弄堂乒乓球自有其独特的法门。那时候的球网基本上就是用一根细竹竿搁在砖块上,所以擦网球侥幸得分机会少,球碰在竹竿上要么蹦出界外,要么不过网,要么蹦到对方一边高高弹起给对方抽杀机会。因此打球时都小心翼翼地不让球触网。排门板拼起来的球台缝隙多,球落在缝隙上发生不规则弹跳,对击球者不利,但是这种概率基本均等。打球较鬼的家伙会利用弄堂乒乓球不讲究球拍标准的潜规则,面对打不过的对手,往往会故意用一块缺乏弹性但“吃球”较好的木屑板上场打,使对手不适应而输球,或者干脆用一块已经脱胶的“松壳壳”的三夹板上场打,以自己的适应去造成对方的不适应,常取得意想不到的奇效。现在乒乓球规则不允许用光板击球,但那时没这个讲究,隔壁石库门里的阿三头家里条件好,拿着姆妈为他买的“牛筋板”到弄堂乒乓台上来“卖样卖样”(即显摆),想不到遭到阿拉石库门里小名叫阿德头的挑战,阿德头家境差些,拿着一块光板挑战“牛筋板”,想不到光板偏不吃牛筋板的转球,而且光板击打过去的球还会产生倒转,即牛筋板打过来的下旋球经光板回击过去变成了上旋球,反而让对方吃球了,那一次阿德头竟然大胜而归,弄的阿三头和他的姆妈很是胸闷。
弄堂乒乓球台小,处理的每一个球可以说都是台内小球,所以弄堂里滚出来的乒乓高手不仅手腕手指的控制力好,而且球感敏锐,乱七八糟的捣糨糊球多。我们弄堂里杀出来的乒乓选手有一次逮到机会到市工人文化宫打擂台,结果一弄堂的小伙伴都去旁观助威,眼看着一个高手的基本功扎实了得,能打能吊能抽能削,一路上过关斩将,所向披靡。等到我们弄堂选手上场,只见一方动作标准漂亮,一方动作属于非标,甚至显得不好看,可是比赛时动作非常实用,失误少,相持时总能比对方多坚持一板,对方按常规套路打,怎么打都觉得别扭。心理上弄堂选手自以为是草根,以小博大,毫无包袱,所谓光脚不怕穿鞋的,打的对方连正规技术的一半都没发挥出来,输的摔拍子,又找不出我们弄堂选手的毛病,就剩下输给弄堂野路子选手的不服气。
希望砂板乒乓球能流行开来,我们这些弄堂里打出来的乒乓球手一定上场就能打,毕竟我们是有童子功的。
 
上海人的“巧”
上海人崇尚“巧”,因为灵巧、乖巧的反义词是呆板、笨拙、迟钝,所以在上海家庭里浸淫长大的孩子总记得长辈们的话,就是做人要“巧”,否则吃不开。
上海人手巧,以前出于经济原因,能自己制作的就不会到店里买现存货,于是家家户户时兴手工活计且经常互相交流切磋技艺。上世纪六十年代男青年的本事之一是做家具,根据经济实惠原则到木材店挑挑拣拣寻寻觅觅淘木料,再零敲碎打地凑齐猪血老粉、泡力水、香蕉水、蜡克等一堆油漆材料,把石库门的天井作为工场,按照图纸依样画葫芦,个把月时间,一套当时流行的捷克式家具大功告成。那时候女孩子梳理发型赶时髦,到美发厅开销太大,她们就自己用火钳对着梳妆台的小圆镜烫头发,再用塑料卷发筒固定发型,一番功夫后浑然从美发厅出来一样。如果觉得还不够靓丽,女孩子还能用自己的一双巧手仅凭些许布料,制作出一朵美艳的头花插在发间,俨然锦上添花。当今的孩子们手里的长毛绒玩具,基本上是父母从商店里买来的没有个性的统货,而那时很多女孩都会用自己的巧手将彩色的玻璃丝带编织出个性迭出的小动物,或放在家里自己把玩,或互相交换联络感情。以前上海的女性流行做女红,例如现今难得一见的盘镶钮简直就是纯手工的艺术品,目睹巧妇们灵巧的手指驾驭着细巧的针线在彩色的布条上精耕细作,能感觉到她们把上海人过日子的精致都盘揉到扣子里去了。那时冬季里我们身上御寒的不是轻薄的羊绒衫,而是厚实的绒线衫,绒线衫的织法分成平针、元宝针等花样迭出,石库门里可以经常看到一群妇女妈妈围坐在客堂天井里,边织绒线边聊天的场景,还不时能看到某一个午后,隔壁邻居的女孩子们用钩针按照店里卖出的花样,拷贝不走样地在客堂间里钩台布,撑紧绷架锈枕头套,旁边则站着几个巧媳妇或指指点点地指导,或啧啧地称赞某个闺女的心灵手巧。当今快节奏生活的压力之下,手工有重出江湖之势,不过其功能不再用于省钱,而是转换为满足人们在手工中寻找自我回归自我的人文需求了。
还有一类“巧”称之为“乖巧”,在上海人的语境中似乎属中性的,可褒可贬。上海人深知谈吐得法是要修炼的,一旦修为不够,即便是高智商的人也难免会说出低情商的话。被石库门里的老人家赞赏的乖巧小囡总是那些谈吐得当,能鉴貌辨色看人头讲话的巧八哥脚色,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说话,怎样说话博人愉悦,一句话进,一句话出,话说得圆圆转转,让人意会,给人留面子。老人告诉自家屋里的小囡:一句话可以使人笑,一句话可以使人跳,因此一定要学会好好说话。弄堂里发生邻里纠纷,总会出来一个德高望重又能说会道的“老娘舅”摆平是非,息事宁人,这时家里的老人就会在自家孩子耳边进行现场教学,不放过一个让孩子耳濡目染的机会。但是上海人这种嘴上的机巧未必和每个人心底的纯正结合,由此也就难免出现一些巧言令色之徒,所谓“花功道地”,只要有需要,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做人只摆噱头不做实事,一旦得手还能自吹自擂,“反正花死人不偿命,管我啥事体”。可见古人言之的“君子不器”颇为重要,倘若心中无道,光有做人的手段,道器分离的人间社会也许会污浊不堪。
能做能讲关键要心巧,即心里会琢磨。把好事办好,把难事办成是上海人的共同追求和价值取向。过去上海的双职工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买不起棉毛裤,而厂里发的面纱手套又用不完,于是就琢磨着把积攒下的手套拆开,还原成纱头后再用棒针织成纱裤,劳防用品摇身变为家用物品,实现了物尽其用。经济实惠又美观舒适的假领头可能也是上海人发明的,经全国推广后有了标准化的正式雅号:节约领。除了节约衬衫布料的假领头,上海人还发明了节约绒线的领套,它既能护脖,又可增添领上风采,遥想当年万木凋零的寒冬,姑娘的脖颈上那一道粉红的亮色曾给我们这座城市平添过几分温度。在生活资料配给供应的时代,无需布票的服装厂里下脚料领头布,经过上海人的一番琢磨做出了大市面,领头碎布不仅可变成零钱小包等小物件,还可以变成窗套、床沿、沙发布。虽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善于琢磨的上海主妇能把西瓜皮做成菜肴,买根油条加点佐料也能做成一道汤。身在大都市繁忙节奏里惜时如金的上海人,还能够套裁时间,经过精心编排,可以在一个时间段里让几件事情齐头并进,使得有限的时间产生最大的效用。
“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上海人的心机灵巧在荀子这里找到了注解。但愿这种“巧”成为一种人文传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生长,而且不要因为崇尚“巧”而看轻阿甘式的纯朴的钝感力,滤除掉“巧”里的杂质,代之以更多踏实、执着的成分。希望经过全体栖息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新老上海人共同努力,将上海特色的“巧”,演化成城市的风格并体现在城市的方方面面,让劳动大军里到处可见能工巧匠,让人际交往空间里处处洋溢和颜悦色,让城市的店招少一点空间上的夸张粗俗,让城市交通的标志标识多一点周全贴心,让家家户户朝着马路的阳台都成为人们眼中的风景~~~
 
上海人的“讲究”
上海人比较讲究,这似乎在国人心目中共识度较高,上海人自己也经常引以为荣。外省市的朋友提到上海人的讲究,往往在心里和上海人的小资情调挂钩,上海人则认为自己的讲究是发自于生活态度、为人处世的原则,与经济条件无关,和人的处境穷达也无关。所以有人把上海人不顾客观条件的讲究戏称为死讲究,把那些过分追求极致的讲究说成是穷讲究。
民以食为天,上海人在吃的方面有诸多讲究。一块排条开出几块排骨有定数不说,甚至一斤腿肉切出肉丝不少于多少根也有要求,过去徒弟满师要在砧板上过关,师傅要数肉丝有多少条,数量少了,肉丝变成肉棒是不行的,否则怎么做出扣三丝这样美味的本帮菜?守着这份讲究,上海人能把日子过出精细的感觉,菜场里常常把鸡脖子及鸡爪子鸡翅膀鸡壳子等分开卖出不同价格,把这些食材量身定制出各有风味的菜肴,连看上去不起眼的所谓小鸡肚肠和鸡血也能单独出售,这些虽然是鸡的下脚料,但上海人会讲究地把肝肠切得整整齐齐,血块弄的方方正正,出锅时还要滴上些许鸡油,食用时能感觉到那富有咬劲的肝肠,滑爽的血块,鲜美的汤汁里蕴涵着一份自在的惬意。在贩鱼的摊头上,有的鱼因为头尾长的比较夸张,菜场里就把头尾和鱼身分开卖,一条鱼从而演化出红烧鱼块和红烧头尾两道菜。猪后腿一般可以分成腿肉、蹄膀、脚爪,但上海人偏要讲究地在蹄膀和脚爪之间再切出一个称之为脚圈的东西来,因脚圈比蹄膀和脚爪的肉更嫩,脚圈汤比蹄膀汤也就能更卖得出价。曾记否,国门打开后,澳洲龙虾游进了上海菜场,上海人又以讲究的态度时兴起龙虾三吃,除了生吃和油焗以外,还把上海泡饭发扬光大,将原本可以丢弃的龙虾头尾和米饭烩在一起,熬成了虾油香逸的咸泡饭。可见,以上海人丁是丁卯是卯的讲究,主流菜系里是难以出现“乱炖”的。
上海人吃荤菜讲究,吃素小菜同样不马虎,咸菜炒毛豆子,毛豆子煸大头菜,这些反复吃,吃反复的家常菜,尽管食材低廉,但依然高调制作,咸菜必定切成三分见长才能和碧绿生青的毛豆子相配;大头菜必须切成细细的丁,然后才能加上油和盐煸炒,照样讲究色香味俱全。茭白素来为上海人喜爱,上海人家里特别注意砧板上的刀功,茭白可以切成滚刀块或切成丝,滚刀块要大小匀称,切成丝的茭白不仅要求粗细均匀而且不能出现连刀块。我小时候一次外公生病,我做了一道茭白丝炒肉丝端上桌,外公的筷子头挑起一筷子粘连不清的茭白丝数落我说,做生活一点不清爽,今后到社会上去会被人看不起的。
以前上海人的家里吃饭还是讲究一点仪式感的,尤其是家里的老人常常用“老法头”来教育小一辈。比如外公看到我像掘烂泥般盛饭时,总要抢过饭勺示范一番,即用饭勺将钢宗镬子里的饭打松,使得镬子中间和边缘的饭均匀调和成粘连的米粒,然后再盛到每一个碗里,这样盛出的饭在碗里不会显得张牙舞爪,而且软硬和谐,老小无欺。吃饭时他还总不忘提醒饭碗要端牢,不可以嘴贴着碗边扒饭,用筷子拣菜不能翻挑,也不能隔着别人的筷子头拣菜。吃饭时不可多说话,说话一定要放下筷子再说,切不可拿着筷子点点戳戳,显得没家教。过去“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未来的丈人丈母娘也是要在饭桌上看吃相的,因为穿着光鲜而吃相不雅者,上海人背地里将其称之为“洋装瘪三”。在有教养的上海人看来,有铜鈿人家不一定等于好人家。
人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上海人在穿着打扮上自然有一番讲究。首先是讲究整洁,在石库门弄堂的斗室里,居住环境局促,但走出陋室的上海人,总希望以自己的整洁面貌示人。以前,石库门里的男人即使住在亭子间或三层阁里,临睡前也不忘将西裤折出一条缝来压在枕头下或吊在木杠上,使得裤缝的这条筋挺括。沪上以前的所谓“老克勒”自己擦皮鞋时也是不会忽略皮鞋边缘上的灰尘的。当然在穿着讲究上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女性朋友。石库门里讲究穿着的女性,不打扮是不会出门见人的。从前虽然没有名目繁多的化妆品,但不妨碍她们因陋就简打扮自己。值柳枝招展之时,将杨柳枝烧成焦灰作眉影粉,据说还是炮制于古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的弄堂里经常可以看到卖榆木刨花的小贩,女人们将刨花用热水浸泡出粘稠的液体,把这种液体装在小罐里备用,需要时用蘸取刨花水的梳子梳理头发,顷刻光可鉴人,且发际间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很适合上海女人品性的芳香,可惜这种天然环保的化妆品现在已然芳踪难觅。以前经济条件好的家庭不多,一般到过年过节才会添置新衣服,衣服破了难免加补丁,但即使是补丁也是要讲究针线针脚匀称,巧媳妇们的补丁线脚严密,俨如黑胶唱片的密纹一样。而补丁的布一定是剪得方方正正,边势翻翘在里面,犹如艺术品般精致。这里“秀”的不是衣料,而是主妇的生活态度和手艺。
上海女性朋友在穿着上讲究简约。现在条件好了,有人不断地添置新衣,然而打开衣橱觉得还是少一件。其实上海大多数工薪阶层的女性,讲究理性地管控好自己的衣橱,不求多但求精,每次整理衣橱都在对买什么怎么买进行斟酌,她们宣称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智商、教养、生活态度的问题。细心人可以发现,从一个人的穿着上可以看出品味和理家持家的能力。
上海女性朋友的穿着讲究搭配,衣着和自己的气质、身材、职业相配,以免几万元的衣着穿出地摊货的感觉,反之如果搭配得当,几十元一条丝巾也能气象万千。除了衣着和自身搭配外,还讲究和出客到哪里去,和谁在一起相搭,以免和自然、人际环境不符;穿着讲究的女性们还会考虑自己的衣着和交通工具相配,绝不会手携名牌包包,身穿名牌服装去挤地铁。她们从骨子里认为,豪华的盛装有时候只是说明有钱,而低调的优雅无论是与生俱来还是后天习得都自带光芒,它代表的是教养。
上海人种种讲究的背后其本质是什么,有人说是爱面子,有人说是清高自我,有人说是缘于上海的海派文化,既然说法不一而足,可能是综合因素使然吧。我以为值得称道的是上海人对这份讲究的执着坚守,即使在条件有限的情景里也能做到简而不陋,粗而不俗,即无论穷达都不愿苟且。至于有人诟病上海人的讲究属矫情和小家子气,这在认识上也难免偏颇,至少讲究总比不讲究好。真心希望和值得期待的是,上海人的这份讲究不要局限在私域一角,而要更多地向公共领域延伸,如在干湿垃圾分开放置、养宠物不扰邻等方面尽可能多讲究一点,使得上海人引以为自傲的那份教养能够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说说上海人的“囥”
“囥”这个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作何释意我没查过,但似乎该作“藏”解,按古人造字法看,可能属于形声法,这个“囥”字和“藏”字比较,本人以为前者更具有会意性,画面感。可惜现代汉语中前者已经沦为非常用字,而值得欣慰的是从古至今在上海人的口语中,这个字使用频率颇高,依然常挂之于嘴,见诸于行。
在上海,如果说某人“囥头势结棍”,很难辨别是贬义还是褒义。因为上海人的确喜欢“囥”,这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小家子气,因为不仅生活勤俭节约的普通人家有这样的习惯,即使生活较为阔绰的殷实之家也不乏这样的喜好,只是“囥”的对象不同而已。上海人过日子讲究精打细算,吃剩有余,所以即使穷苦人家米缸里总有隔夜粮,五斗橱和樟木箱里总有压箱底的行头,上锁的小抽斗里躺着的银行存折上总有些许储蓄,以备不时之需。以前倘若哪户人家当月收入吃光用光,买来的新衣裳不在箱子里压上些许日子就直接穿在身上,邻居隔壁投来的目光往往是鄙夷的,暗地里把这称之为“脱底棺材”。上海人的“囥头势是否结棍”,平时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到关键时候囥起来的东西就会登堂入室。描写上海人生活的知名作家陈乃姗在一篇文章里写到,看一户殷实之家拿出来待客的糖果里,有的糖纸头已经和糖粘在一起了,说明这糖果已经被主人囥了长远辰光了,邻里们就会私下议论猜测该户殷实之家的经济条件走下坡路了。我外公在世时平时穿的衣服可谓极简,从来不换花样,以至于他从远处走来即使看不清他脸面,只要看到衣服的大致轮廓就知道外公来了。但是在家里的马口铁箱子里却放着簇新的黑色香云纱衣衫衣裤以备出客用,以至于到他去世这衣衫还宛如新的一样。我外婆平时也是始终如一的一袭大口襟衣服示人,但是樟木箱里不乏毛货旗袍和大衣,我看到外婆为防虫蛀,拿衣物晒太阳的时辰多过穿这些衣物上身的日子,以至于后来到我成年以后,外婆把她的毛货旗袍送到裁缝店里为我改制成了我出客穿的毛货裤子,那一刻她是那样的欣慰,只因为她历经年代囥下来的衣物又返老还童在我身上重获新生了。尤其在短缺经济的那些年代,上海人在紧绷绷的过日子时特别注意用脱一点,囥起来一点,现在,这种物质生活层面上,为节俭的囥东囥西,基本上在中老年人身上遗存较多些,家里存放的食物,他们往往先吃存的最久的,结果是每次吃的都是存货中最次的一种,所以老年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常常被年轻人所诟病。其实不少老年人的喜欢“囥”,已经不仅是为生计,其实是惜物的心理,表现在什么也舍不得扔,都囥在家里,总觉得来日能够派上用场,以至于有时自己囥起来的东西囥得自己也一时找不着,而囥了长远的东西一旦真派上了用场便会喜出望外。有个朋友的老母亲不幸去世,家人在整理其遗物时竟然还发现有一大碟清洗得干干净净折叠地整整齐齐的塑料马夹袋,在到处都是塑料袋的今天,不舍得扔掉用过的塑料袋已经不是“做人家”所能解释了,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而这种物尽其用的生活态度其实还是挺符合当今环保精神的。上海人家,大多居间不宽裕,出于惜物心理的“囥”,经常带来螺蛳壳里做道场的烦恼,当空间不允许时难免不得不把一些东西扔出去,这时只能用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心理来平衡自己的感受。当然上海人里也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主儿,你劝他囥一点点起来,他会说我囥在肚子里也蛮好,你数落他时,他就会高声念叨“六月六晒红绿,人晒红绿我晒腹”是也。
上海人的“囥头势结棍”,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而且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乃至成为一种行为方式。,典型的一句话就是“闷声不响发大财”。上海人中有财的不喜欢招摇显摆,所谓不露富。上海人里有才的也讲究低调,藏锋不露,因为上海闲话里有“出头椽子先烂”的说法。上海老人里不管是知书而达理的还是虽不识字但在说书摊上习得些许文化的,凡是教育起孩子来总是念念有词地告诫孩子过日脚不要张扬,告诉孩子低调就是腔调,也就是要把自己的才能“囥”起来点,以免遭人嫉妒。对于那些外形看上去廋但身上有肉的,上海人会讲这人一身囥肉,认为是外表看不出的厉害角色,言语里是既有贬又有褒。上海人这种不喜欢显山露水的行事方式有一定普适性,倘若一群天南地北的人在一起,无论是聚餐还是开会,少言寡语的或者不抢先发言的往往是上海人,开会时如果要抢话筒发言,上海人一般缺少激情和勇气,不可能也不会去拔得头筹。
上海人的囥,既表现在有意识的层面,也表现在无意识的层面,如念旧惜旧,潜意识里总觉的老货比新货好。这背后还有着一定的文化意味。毕业于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在上海生活过的木心先生在诗里写道,“从前的日色变的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这首写从前慢的诗歌,让人感觉到现代的生活节奏太快了,缺少了岁月沉淀所带来的文化韵味,联系到上海人的“囥”,想到了两点:一是慢工才能出细活,从前的慢,使工匠有时间能打磨出精致的东西来,从前的商品经济不发达,人心相对诚恳淳朴,以至于只追求锁的工艺价值,“锁了,人家就懂了”,少有人想到去解锁行窃。所以同样是红木家具,凭着工匠的慢工和诚恳,老家具的榫卯结构工艺就比现在的严谨,板材的预处理也比现在有耐心,老家具越用的久成色越好,而新家具刚启用时还看的过去,但可能没过多久面板就开裂起缝了,搬一次家就出现榫卯松动了,因此上海人更喜欢“囥”老货了。二是人都有怀旧心理,要留住过去的时光特别是慢节奏的生活,让自己在快节奏的日子里静下来,总要有物质载体来留住念想,所谓睹物思人,睹物记事,于是把岁月留痕的物件囥起来实际上是把美好的回忆和经历囥起来,留下来,这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实际上已然进入了人文情怀的范畴。由此可见,旧货商店在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即使在文革中旧货店一度被改名为日用商品调剂商店,但作为一种商业业态一直没有消失,可惜的是当年沪人钟情的淮国旧因为成都路高架建设而拆迁被夷为平地后就再也没有凤凰涅槃,现在虽然还有旧家具店等存世,但是综合性的旧货店还是难寻难觅了,而旧货商店无论是从循环经济的角度看还是从文化的角度看,它都有存在的必要,毕竟它可以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满足人们各种囥东西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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